目录：
第五章 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
第一节 武汉会战前中日双方的部署
第二节 会战经过
第三节 日军突袭大亚湾与广州陷落
第六章 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一节 武汉失守后的形势
第二节 南昌会战
第三节 海南岛及汕头作战
第四节 随枣会战
第五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六节 桂南会战
第七节 1939年冬季攻势
第八节 枣宜会战
第九节 上高会战
第十节 中条山会战
第十一节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十二节 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一节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战区的建立
第二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四节 浙赣会战
第五节 监利、华容地区作战及鄂西会战
第六节 常德会战
第八章 走向最后的胜利
第一节 1943年国际国内形势
第二节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
第三节 豫、湘、桂会战
第四节 击退日军的最后两次进攻
第五节 局部反攻收复广西
第六节 日本投降
后论
一、战略决策
二、作战指导
三、军队概况
四、敌后游击
内容简介：
迄今最真实的一部抗战史实大揭秘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的卫国战争
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
4321名飞行员血染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
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
硝烟远去，历史尘封，千古英雄，魂归何处？
谨以此书缅怀320万最伟大的殉国英烈们
精彩内容分享（部分）
武汉会战前中日双方的部署一、日军的战略企图及秘密和谈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冀，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汇于此，使这座城市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武汉更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日军攻占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考虑的方针是：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但研究后认为在华兵力暂时不足，必须增建军队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因而一方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方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实施武汉会战，不仅令陆军在制订徐州会战计划时要“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1〕而且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给中国方面的舰队增强兵力。6月3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2〕5月底，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3〕
1938年6月，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内称“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同时，随时将沿海岸线的军事的、经济的要地逐个占领，发挥海上封锁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必须对中国内地的重要都市和军事设施加强轰炸。”又说：中国“目前虽然已丧失了华北、华中的重要各省，然而只要国民政府还盘据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同时，攻下汉口，对新政府(指伪政权)说来，可以创造这样的可能性：把汉口以下的长江下游流域归入统治圈内。这样才可以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相反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惟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惟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这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了四川或是云南，以保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4〕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
7月29日至8月11日，在中国东北图们江下游地区发生了苏联军队与日本军队激战的“张鼓峰事件”。由于日本企图迅速结束侵华战争，所以对苏采取了不扩大方针，而对中国仍然决定实施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就在张鼓峰战斗最为激烈的7月31日至8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拟订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其方针是：“把灵活的作战指导和各种措施都统一在这个方案之下，由此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最近，更要统一和加强总动员和军需动员，以促进国力建设和充实军备。”其战略指导是：“(一)进行指导时，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二)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方兵力打击愈大则愈有意义。
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1.为了夺取武汉三镇，作战指导上应采取以下策略：对配置于该地防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2.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力，即：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为了占领武汉三镇附近地区，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在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旨限于控制沿江岸的各要点。3.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
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1)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攻占广州。(2)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的交通，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4.在原则上，除了汉口及广州作战外，不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其政略指导的主要内容是：“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又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对这两种动态，要努力因势利导，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为苏联，在国力、军备上的安排，暂时(大概到昭和16年为止)以陆主海从为原则。”“加强日、德、意合作，以便于结束这次事变，同时造成有利于我方对苏联的国际形势：1.促进签订日、德、意同盟。2.加强对德、意的贸易并授予德、意在中国的权利，策划经济合作。3.通过对南洋殖民地问题的处理，刺激国际形势，并加以因势利导。”“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的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1.除华北和上海外，作为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的基本观点，一般以恢复原状为原则。2.作为牵制英国的一种策略，关于华中的货币制度，采取日、英、华共同合作方式”等。〔5〕总之，日本的战略和政略都是以迅速结束战争为中心而制订的。
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因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而断绝与日本的联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其下属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遵守仍来往于香港、东京、汉口间暗中进行“和平”活动；而近卫内阁改组后新上台的外相又是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的宇垣一成，所以当宇垣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宇垣考虑汪、张二人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要求集中国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同时“不妨根据条件接受”和谈。〔6〕7月8日，五相会议又确定了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的具体条件：一是使国民政府合并于新兴的中国中央政权(指伪政权)，二是改变国民政府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是蒋介石下台。日本政府当即训令中村向乔辅三提出上述四条，以及与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基本相同的条件。7月12日五相会议还决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方针是：“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实施的纲要是：“1.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2.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3.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7〕7月15日乔辅三回到汉口，孔祥熙与蒋介石密谈。18日，乔向中村也提出了蒋介石的和谈方案：一是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动，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持久和平、为改善中日关系而积极努力；二是通过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是承认内蒙古自治；四是华北特区划定甚难，但中国承认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五是非武装地区问题，要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六是反共问题虽未充分讨论，但终须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是否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问题，须进一步研究确定；七是中国目前很穷，无力赔款。〔8〕这一方案基本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仅重庆政府参加或合并于伪政权及蒋介石下台两条未能接受。为此，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于停顿。国民政府产生这种妥协的思想并不奇怪。毛泽东在6月初就指出：“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9〕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内部对诱降方针产生分歧。由于日本军方坚决反对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近卫首相在此压力下屈从军方意见，停止暗地的和谈活动。国民政府于9月1日撤回了谈判代表。
在此前后，国民党集团与日本还进行过多次所谓和平谈判，孔祥熙、蒋介石均曾通过贾存德(孔祥熙亲信、行政院代理秘书)、柳元龙(陈诚书记官)、杜石山(蒋介石在香港秘密办事处负责人)、萧振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樊光(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等人，与日本萱野长知、秋山定辅(日本民间知名人士，孙中山友人，均曾支持、援助过中国革命和直接参加武昌起义）、和知鹰二（先后任日本驻华南、上海特务机关长）、石原莞尔（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津田静枝（日本海军中将）、今井武夫（先后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驻华日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中国科科长）、板垣征四郎（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等人多次秘密谈判。军统局长戴笠甚至派特务冒充宋子文之弟宋子良等与板垣征四郎谈判（日本称为“桐工作”）。武汉会战之前，主要是国民党集团主动找日本谈判，武汉会战后，日本因兵力不足、财政困难等原因，急于与中国停战，则多为日本主动找中国谈判，企图以诱降手段保持其侵华战争中已取得的主要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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