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点评：
华夏与华夏化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大的问题。
由于历来的研究者都局限于以族群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故而未能窥其全貌。本书搁置族群属性与族群融合的相关讨论，采用政治体的新视角来研究华夏与华夏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很有学术创见。
内容简介
本书从政治体视角出发，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於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以下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秩序，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也获得了优势，但随着两者的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
作者简介
胡鸿，1986年生，安徽岳西人。2012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古民族史，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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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走出族群看华夏
第一节 民族和族群视角下的华夏
第二节 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
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与各章主旨
第一章 华夏的出现及其性质
第一节 第一节西周的“有夏”和“周人”
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
第二章 秦汉华夏帝国扩张的界限与突破口
第一节 秦汉帝国的扩张与不稳定的边境
第二节 制约秦汉帝国扩张的因素
第三节 华夏帝国扩张的突破口：南方山地
第三章 帝国符号秩序中的夷狄
第一节 帝国的角落：华夏帝国礼乐制度中夷狄的位置
第二节 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
第四章 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
第一节 经学子学中的四夷说
第二节 史学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
第五章 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
第一节 华夏网络与南方山地
第二节 六朝华夏网络的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
第三节 南方山地的政治体演进方向
第六章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第一节 “十六国”及其华夏化“史相”的反思
第二节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一：“僭伪诸君有文学”
第三节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二：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
第四节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三：模式化叙事举例
第七章 北朝华夏化进程之一幕：北魏道武、明元帝时期的“爵本位”社会
第一节 独具一格的“天赐品指”
第二节 天赐品制的实际运行情况
第三节 道武、明元时期的“爵本位”社会
第四节 爵本位的政治文化渊源
第五节 攀附的华夏官僚制
结语 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附录一 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逸民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
附录二 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
附录三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
西周亡于犬戎，平王被迫东迁，王室衰微，夷狄转盛而诸侯坐 大。西周时以宗法制度所维系的政治秩序失去根本，新的秩序尚未形 成，这一社会秩序和政治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便是儒家所哀叹的“礼 坏乐崩”。春秋时的霸主，除晋国以外，齐、秦、宋、楚、吴、越皆 非姬姓，齐之姜姓尚可算是周人姬姜集团的核心氏族，剩下的宋为殷 人之国，秦、楚、吴、越皆曾被视为夷狄。[61]姬姓在北方的燕国险 些为山戎所灭，在中原的邢、卫国为狄所攻，赖齐桓公得以存续，成 周王庭也无力抵抗戎、翟之侵，[62]而南方“汉阳诸姬，楚实尽
之”，[63]姬姓的衰落于此可见一斑，《公羊传》所说“南夷与北狄 交，中国不绝若线”[64]绝非夸张。即使世与诸姬为婚姻的姜姓齐 国，也未必全心辅翼周室。后人追述齐桓公称霸之时曾道“昔三代受 命，亦何以异于此乎”，欲行封禅之事，[65]也反映出齐桓公的“尊 王”不过是笼络诸侯的幌子。在这种情势下，以姬姓为主体的“周 人”认同不再具有团结诸侯的力量。于是周初的“有夏”再次被标举 出来，因为不再有唯一的核心，而是一群并列的诸侯，遂称为“诸 夏”。此“诸夏”概念何时由何人提出，今已无法确考。童书业曾 说：“自东周以前，未闻有以夏泛称中原者。”[66]检诸文献，“诸 夏”一词首见于《左传》闵公元年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67]如前所述，“有夏”在周初指“西土之人”，其核 心莫过于姬姜二姓，对于姜姓而言，要寻找一个认同符号，得以合法 地凝聚姬姜诸国，且能使姜姓获得与姬姓一样的地位，莫过于“夏”
字。[68]因此 “诸夏”一语颇有可能创立于齐桓公之时，是他号令中 原诸侯，共抗北狄南楚的一面旗帜。“诸夏”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其 中周王室不再是核心，姬姓也不再是主轴。齐桓公之后，“诸夏”的 大旗又为晋国接掌，在春秋数百年战争中，夷夏之别越来越得到强
调，诸夏作为认同的符号也牢固确立下来。
春秋时形成的诸夏概念，所指范围要大于此前的“周人”或“诸 姬”。如杞国，在西周中期被称为“杞夷”，但在春秋时似已进入诸
夏之列。杞与鲁、晋皆有婚姻联系，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诸
侯城缘陵而迁杞，[69]《公羊传》言主持此事的人是齐桓公。[70]齐桓
公是高举“攘夷”大旗的，但杞却在被保护之列，攻击杞的徐与莒则 是夷。后来母亲为杞国女的晋平公也曾命鲁国还侵杞之田。杞东迁以 后，《春秋》数次书以“杞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解释说“用 夷礼，故曰子”。[71]更多的时候，《春秋》称之为“杞伯”，故
“杞子”是特别的贬斥书法，正说明杞本来应该在诸夏之列，行诸夏 之礼。如果夷人行夷礼，又何须贬斥？另一个例子是陈国，陈国是虞 舜之后，妫姓，在西周时与杞国地位应该相似，到春秋时也被视为诸 夏或诸华。《左传》记魏绛劝晋侯勿伐山戎而保护陈国，说道：“劳 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 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2]可见陈被晋视为诸华之国。不仅诸夏
一方如此认识，楚人也以陈为诸夏。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楚
庄王入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73]《续汉书志》刘昭 注以此夏州即夏口城外之洲，[74]这也是以陈为夏之证。而春秋后期 吴国大夫申胥也说“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 东国”，韦注：“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75]可见 吴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宋国，鲁昭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517），赵简子合诸侯以戍王室，且输王粟，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 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 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 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 [76] 宋右师所说“于周为客”或许在礼制上仍是成立的，但在实际政 治中，宋人早已和诸夏各国绑在一起，并在会盟中宣誓“同恤王 室”，因而也就没有理由逃避诸夏同盟的义务了。可见，是诸夏还是 蛮夷戎狄，政治立场比姓氏血统更为重要。秦本与齐晋等国同盟抗 楚，等到崤之战与晋相攻，《穀梁传》就说“秦之为狄，自崤之战
始”。[77]等到秦与晋重修旧好，又重新被接纳为诸夏。因而《诗 经》十五国风仍收入《秦风》。[78]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宗法制崩解以 后，集结在新的诸夏大旗下的诸侯国，不再以血缘关系为我群的标 志。“尊王攘夷”意味着，只要在政治上尊重周天子即站在齐、晋领 导的诸夏集团一边，文化上使用周的礼乐制度，就可以不被视为夷 狄。[79]如果在此之上能成功地将祖先世系与周人的祖谱搭上关系，
便彻底完成了加入诸夏的历程，吴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80]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诸侯国内部，周公对东方进行二次征服以 后，将大量殷遗民氏族分配给鲁、卫、晋等封国，号称“殷民六族” “殷民七族”或“怀姓九宗”（即赤狄）等，使之成为“国人”，既 消除他们在原住地区的威胁，又整合为各诸侯国的统治力量。[81]其 他东方诸侯国也与之类似，姬姓或姜姓周人只是最上层的统治阶层， 其治下的国人和野人有殷人也有夷狄，学者将这些邦国与近代殖民政 权相比不无道理。春秋初年，怀姓九宗曾将出奔在随国的晋侯迎回到 鄂，[82]显示他们在列国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春秋末年鲁国阳 虎仍“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83]说明这些“国人” 始终保持着残留的“殷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西周时的“周人” 所指范围应该只包括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和贵族，不包括列国 的广大民众。春秋以下，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 中，各国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不管是诸侯、大 夫还是士和平民，战争的威胁使他们成为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超 越家族姓氏的新群体认同由此形成，而诸侯国成为一个基本的认同单 位。加之南方的楚和北方的狄，对中原旧有的诸侯国普遍构成了巨大 的威胁，“被发左衽”的夷狄，成为拥有衣冠礼乐的诸夏的共同的外 部边界，这使得殷人周人之分变得不再重要。于是殷周旧国再合成一 体成为复数的诸夏。孔子以殷人自命，[84]但不妨碍他赞叹管仲之
仁，因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明了诸侯国内部殷人、周 人对“诸夏”的共同认同。《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 夏而外夷狄”，所传达的也是这样一种从本国到诸夏，再由诸夏到夷
狄的我群与他者的新区分模式。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pdf电子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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