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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解读大英帝国崛起的皇家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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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称其为“伟大的著作”

“20世纪麦考莱”、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史学代表作

政法学界泰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钱端升译著

看地球边缘的蕞尔小岛如何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不可小觑的“日不落帝国”

内容简介

本书分种族的混合、民族的造成、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及海权、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海外华族政治及工业革命的初期、机器时代的海权及民主政治的趋近等六卷，依年代的顺序，叙述自远古至1918年的英国要人大事经过，同时又不忘以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海外事业为根据而论列到社会发展的种种。是一部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趣味性的整体性历史读物。

作者简介

屈勒味林（G. M. Trevelyan），英国学者、历史学家。曾担任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剑桥大学讲座教授，后任三一学院院长。著有《英格兰史》《威廉四世之七年》等，其中《英格兰史》被钱端升译为《英国史》。

钱端升，法学家、政治学家。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著述颇丰，有《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等专著，被视为“中国当代政治法律界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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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辉格党的寡头政治

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

詹姆斯主义在乔治一世及二世时，不列颠诸大臣的政策，无论对内对外，俱以维持汉诺威王室的命运为前提。欲做到此层，则辉格党之继续当权又为不可少的条件–至少一般的人确是这样想法的。但辉格党人的，导势也有两种限制：第一，只有遵从盎格利于国教仪式的党人得以掌大权；第二，托立乡绅在四乡的势力须绝对的加以尊重，不然他们对于政敌的统治便将发生私人的仇恨。只消辉格党人能一日奉行这两个条件，他们也一日能握着政权。托立党人固不满意于汉诺威王朝，但又不愿尽力参加恢复一位信罗马公教的斯图亚特之工作；所以他们于1715年及1745年的变叛中，和任何一方都不能携手，他们于选举时或于国会的议场上也不能联合一致的以力争他们的地位。

旧日骑士党徒的子孙在英吉利者大都固已成为奉公守法、勤慎齐家的托立党人，充其量他们也只能叹惜地为“远在海外的国王”偶饮祝福。

但在苏格兰，则骑士党后裔之变成詹姆斯党徒者甚众，他们一遇机会即预备揭竿以勤王。服从政府及厌弃内战的习惯在英养成较早，而在苏格兰则较迟。1707年的合并至是仍未获到民众的欢心，故希望藉詹姆斯党的复辟以恢复苏格兰的独立者亦颇有其人。在特威特河以南成为国教的且富有特权的主教教社在北不列颠则除用武力外，也别无其他恢复威权的希望。末了，高地诸部落的首领因嫉妒坎柏尔族雄霸全境之故，亦时时刻刻地渴望有依照高地旧日风气以厮杀斗争的机会。因此种种，1715年及1745年的叛乱俱发端于格兰。但英人未加援手，故终致失败。 “一五之变”1715年英人方面的变叛几限于诺森伯兰罗马公教派的乡绅。他们的领袖为少壮的得温特窝忒伯爵（Earl of Derwentwater)，但信抗议教的福斯忒（Forster)则充他们隐蔽逆谋的工具。在边地上招抚若干的苏格兰同志而后，他们即长驱昆布兰而直入郎卡邑，他们希望可于此地鼓动大批的罗马公教教徒。但他们的军力过小，他们卒在普勒斯吞的街上被迫降服，他们的运命和70年前，同是自北南下而被克伦威尔于此地击散的骑士军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上一回的军力要比此次大好几倍而已。“一五之变”在英吉利可说是最后一次的为“奉神游行”山，可说是北方诸郡的旧有封建主义及公教主义最末一次的挣扎。乱平而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而这种反动势力亦卒根本斩除。卫斯立主义及工业革命不久复把介于屈棱特及特威特两河间的区域变成耳目一新的世界。

但在苏格兰则“一五之变”甚是严重。反对坎柏尔族的诸部落，和东岸主教教社的教众联合后，声势颇为浩大；他们所能集合的军队远盛于30年后查理·爱德华亲王（Prince Charles Edward)所能招致的队伍。但在首次变乱时，辉格党人杀敌保王的精力亦比在下次变乱时为大。乔治一世即位时，政府本预备有变乱的发生，故不像1745年时之无备。而且统率在苏格兰的王室军队之坎柏尔·约翰，即当时的亚加尔公爵，就他的将才而论，又远在日后失却普勒斯吞判兹（Prestonpans)的柯普·约翰（John Cope)之上。亚加尔的势力在低地本是无往不大，而在高地的有几部分也是不弱；于此次的危难中他也能充分利用他的势力。福耳斯河以南的长老教徒惟他们的辉格僧侣之马首是瞻；城市的绝大多数亦很能为汉诺威王室出力。但在1745年时则它们的毅力，因30年的太平无事之故，已大不如昔，低地人的战斗性已就衰，而城市的民军则已破碎灭裂。在1715年统领苏格兰詹姆斯党徒的马尔伯爵（Earl of Mar)既不是一政治家，也没有任何将才。于瑟立夫缪耳（Sheriffmuir)之战，马尔8000人的大军竞为亚加尔的3500人所乘；此役虽未能决定两方最后的胜负于当时，然已足阻止叛军的前进而有余，而叛徒的最后失败因亦可以预卜。此外，“老伪王”（“Old Pretender”)詹姆斯，（即詹姆斯二世之子）既来得太迟，又没有唤起人心的能力。他的号召力不如“四五之变”时他儿子查理·爱德华的远甚。

乔治一世从国家的安全方面着想，詹姆斯党之早日举事实是一件幸事；如果等到汉诺威王朝已为人民所充分厌恶后再举事，则新朝转恐不易安度危机。乔治一世固不是最昏恶的人君，但他却是最无足取的人君。他不能说英语，他专以粗恶的外国妇人为情妇，而在德时的家庭悲剧则又历历在目；这样一个人物当然绝难令新百姓对他起景仰之心。因他对于英事不知不问，他的大臣遂握有决定国内大政及教国用人之全权；因此他转成为我们宪法自由的大提倡者。他信任大臣之心极专，他惟一的要求即是大臣须为辉格党人。他经过一小小的痛苦经验而后，即以英之大政付托窝尔坡尔。他之有此亦诚为贤明的一举，因为窝尔坡尔实是当时最稳妥，最有秉国能力的一个辉格党人。在乔治一世及二世之时，国王仍和众议院及辉格寡头共享有选任冢臣之权，故于窝尔坡尔的被任。我们仍不能不漠视国王有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