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逐富强PDF+txt电子书免费下载-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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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逐富强 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见识丛书48）威廉·麦克尼尔在这部集军事、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历史巨著中，致力于探索人类在上一个千年的跌宕起伏，并追溯我们其来有自的发展路径，让我们看清世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当今不得不面对的可怕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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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公元1000年，中国宋朝称雄世界东方，却又为何昙花一现？

近代欧洲如何做到超越传统的封建帝国并最终在武备上一骑绝尘？

战争市场化、武备正规化、暴力官僚化如何发生？如何催生两次世界大战？

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怎样实现对战争工业化的推动？军事与工业如何互动？

大国博弈的时代，技术、军事与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共存？

《瘟疫与人》之后，史学大师威廉·麦克尼尔再出重磅力作

跨越千年历史剧变，聚焦东西方大国激烈博弈，以演化论视角纵览世界大国竞强历程

集军事、技术和社会于一炉，探索人类过去一千年跌宕起伏，追溯我们其来有自的发展路径

本书首先从约公元前3500年人类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青铜武器和盔甲说起，谈到前1800年武器变革，前1000年出现职业军队。然后分十章重点叙述了在公元1000年后世界东西方主要国家工业进步、武器制造、政府管理、社会秩序演变，欧洲人战争业务、战争技艺的提高，暴力官僚化带来的压力，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军事的影响，简述了20世纪的世界大战特别是1945年以来的美苏军备竞赛和计划经济，包括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较量，人口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技术发展对武器创新发明的促进，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器竞赛及太空争夺，等等。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自11世纪出现的世界范围的商业转型导致了军事行动日益屈从于市场力量的调遣和统治者的指令。麦克尼尔认为，只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计划经济才开始取代市场力量对大规模人力活动的操纵。本书直面公元1000年来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其中的发现、假说和广博的学识足以令读者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未来更明智的决策提供坚实的理据。

本书特色

1. 20世纪史学大师、全球史奠基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重要代表作，《瘟疫与人》姊妹篇。《瘟疫与人》主要讲述人类与微寄生物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而本书的讲述对象则是人类自身，研究人类之间盛行的巨寄生现象，即武力组织，尤其是不同时代的技术、军事和社会力量。麦克尼尔在这两部作品中正式提出人类社会组织及其运行中的“微寄生”和“巨寄生”现象，实现了人类历史研究的巨大飞跃。

2. 巨寄生无处不在，它是权力与欲望、征服与统治的代名词，是揭秘人类历史运转演变的万能钥匙。本书主要围绕战争的工业化进程展开，而植根于此的武力组织即军队，不直接从事生产，却又严重附着于社会之上，获得社会剩余物资的分配权。无论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还是现代的民主国家，都力图获得军事优势。追逐军事优势的过程也就是权力与欲望、征服与统治的过程，社会随之发生深刻的改变。麦克尼尔在书中梳理了从冷兵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剧烈变化过程，其间伴随武器变革、科技进步、政府管理、社会秩序演变、暴力官僚化、经济模式转变等多个维度的深刻变革，无不与巨寄生现象密切相关。

3. 一部跨越1000年、演化论视角的国家发展史和世界竞强史。过去的1000年是一个异常动荡的年代，充满不顾一切地彼此对立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本书主要围绕技术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展开，从军事史和经济史看国家崛起，也正是经济政治化和军事工业化推动了国家崛起。战争工业化的历史虽不过一个多世纪，但由此迸发的巨大力量却一举荡涤往昔全部的勇武之道。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稳定的变局，由此生发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亟待拷问的大问题：武装力量、军事技术和人类社会如何能够继续共存？

4. 一部厚重、富有开拓性的军事经济社会史。本书以大量丰富细节突显军事对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从军事到社会的变革模式在历史中一再出现。麦克尼尔广泛地引用不同时代的案例，展示出军事对社会的深刻作用。在每个案例中，他都深入到了足够的技术细节，比如钻孔式大炮的工艺、蒸汽船的早期演化过程等。这些技术细节，并非单纯的史料挖掘，通过这些工艺的叙述，说明了社会为这些新军事技术付出的物资、经济和组织代价。

5. 一部直通未来的警示之作。何时及是否会实现国家体系向全球帝国的转变，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极其严肃的大问题。未来世界如何发展是个未知数，但我们如何行动和信仰什么在寻常年代更为重要。无论未来如何，都需要清晰的大脑和果敢的行动，本书无疑对现代中国尤其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简介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当世知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1996年，威廉·麦克尼尔因“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威廉·麦克尼尔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1964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为此他为“学生和一般读者”精编简化了《西方的兴起》，于1967年出版《世界简史》作为该课程的教材。自1967年问世至今，《世界简史》经过四次修订再版，半个世纪以来在英语世界中畅销不衰，既是美国大专院校世界史课程的bi读著作，也是普通读者了解世界历史的初选入门读物，甚至成为美国空军学院的指定教材。

麦克尼尔的贡献和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世界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他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麦克尼尔的《世界简史》以文明为单位，书写全球文明的互动，让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成动态、交互的世界史，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这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开始。

其他主要作品有《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与其子J. R.麦克尼尔合著）、《追寻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

原文在线试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管理观念上的转变：

第一阶段（1914-1916年）

没有哪一个国家预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故此，战争的长期性迫使每一个交战国不断重组自己的后方以提高效率并扩大战争投入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旧式的管理格局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革。尤为突出的是，先前市场关系背景下大大小小基本上各自为政的官僚机构渐渐融合成惟一的国家战争部门。工商业公司可谓是其中最重要的，但工会、政府部委及陆海军管理机构同时也在国家事务的新式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厚重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悠久的体制到了技术精英们的手里变得轻柔可塑，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塑造成士兵，同时把其他数百万人改造成战时的工人。家庭生活、产权、消费品的享用、邻里和阶级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而言，人们日常行为的种种改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转变，其神奇（可能也很自然）程度丝毫不亚于昆虫的蜕变。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起初，大家都觉得战争用不了几周便会结束。在欧洲大陆，竞争对手的动员计划都近乎完美，所以一旦战争爆发，日常生活便立即停止了。只有在英国，人们才可以享受一段“一如往日”的生活。在法国，工厂、农场里的所有男性都一扫而空。在其他国家，战争的震荡好像不那么剧烈，毕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接受过军事训练。在所有交战国，政治论争“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销声匿迹。除了极少数理论家之外，社会主义分子也纷纷背叛其往日的革命豪言、停止了阶级斗争，以把共同的敌人赶出国门。

在最初36天的时间里，人们对战争将很快结束的预感似乎即将变成现实。施里芬计划正如总参部设想的那样一步步展开。德国分别在洛林（Lorraine）和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击退了法军和俄国的先头部队，而其主力在战胜英国及比利时军队之后跨过荷、比、卢三个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但连日的行军征战致使人困马乏，似乎到达了身体的极限；这时候法国军队突然停止进攻，抽调力量发起了在马恩河（Marne）的一次大反攻（1914年9月6-12日）。德军遂于9月9日开始撤退。三天之后，劳累不堪的双方军队陷入僵持局面，躲在各自仓促挖掘的堑壕里。双方弹药都出现了严重短缺，其他的补给也跟不上。更糟糕的是，在此后的数周里，本是暂时的战术僵持竟然演变成战争的总体特征，双方都反复试图从侧翼包抄对方，结果堑壕越挖越长，一直从法瑞边界线延伸到比利时北部的一个小角落，横跨整个法国。此后双方虽都曾努力打破僵局，但整个西线几乎就是这样一动不动地持续了令人乏味的四年。

这一不幸的结局使交战各国都需面对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要打下去非常困难；而要放弃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战各方不得不临时想办法使军队能够维持下去，挨过了一月又一月，要吃饭、装备、补给、训练、疗伤直至掩埋数以百万计的尸体。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不用问，一切的传统和旧俗在这里迅速消亡，而代之以新的方法、新的准则。

在主要的交战国中，法国在战争最初的几周受害最深。一方面伤亡惨重，24另一方面整个经济几乎陷于停顿。更为不幸的是，战线稳定之后，主要的煤、钢产地都落在了德占区，而煤炭和钢材是武器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在法国安全区内的武器生产厂家又严重缺乏人手，因为身体强壮的劳力都去参军打仗了。战争期间需要用大量的火炮不断轰击敌军的壕沟阵地，法国政府很早就认清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9月20日，法战争部长便做出决定：必须从部队复员一部分兵士去生产亟需的军火。最初是一片混乱。工厂主被授权从铁路车站及其他任何可能的地方搜罗熟练的技术工人。

从战争一开始，法国政府就已经看出，必须做好临时应变的准备，因为战前大批的冶金工厂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因此，政府呼吁全国各类厂家生产战争物资，各式各样的新生产线纷纷上马，原有的机器设备改作他用，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条件及可能性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方法。当时的人们还清晰地记得1793年法国人的显赫和辉煌，加上当年的巴黎尚有大量的生产车间，使得大规模的临时改造工作进展顺利。政府官员很爽快地把技术细节交由基层的工业管理委员会全权处理，后者根据军方的总体要求分配合同和生产任务，双方在相关内阁部长的协调下经常开会沟通、协商。

在最初几周的喧嚣声中，生产成本根本不在话下。全国约有两万五千个次承包商开始生产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差不多每一部机器都被派上了用场。后来，生产成本过高的企业渐次被排挤出去，采取的手段主要是不再为其分配原材料和燃料。完全新兴的大型武器生产厂家采用装配线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厂家的重要性变得愈来愈明显；不过截至1918年战争结束，其中哪怕是规模最大的、最雄心勃勃的厂家也还没来得及装备流水生产线。

在上述情况下，大型工商企业如鱼得水。业界人士操控当地的管委会，而后者负责分配当时稀缺的各种资源——生产原料、燃料和劳力。为使处于边缘的小公司也能维持下去，大型公司的定价必须偏高一些，所以利润极大。对那些政治上有门路、资金充裕而又富于创新的企业而言，规模生产非常划算。比如路易斯。雷诺（Louis Renault）就是在战争期间建立起其工业帝国的。截至1918年，在其公司注册的就达两万两千五百名员工，其产品计有炮弹、卡车、拖拉机、坦克、飞机、武器配件等。身为巴黎地区工业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对竞标的内情了如指掌；同时，他放手让一批年轻的工程师施展才华，设计出非常有效的企业生产新模式，从而为自己和公司都带来了丰厚的报酬。

法国企业成功改组的另一个因素在其劳动力的构成。大型的工矿企业1914年在法国还很少见，而且大多数落入了德占区。因此，对法国战时开设的武器生产企业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传统的就业模式。在岗的工人中间，妇女、儿童、外国人、战俘及伤残复员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普通男性工人的数量。这样一支劳动力队伍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而不像德、英的工人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传统、历史悠久的行业规范及传统技术，后者反倒阻碍劳动程序的大规模改造，而法国在这一方面得天独厚。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从政治方面讲，首任军需部长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是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大量任用师院毕业的同学，这些人既是技术权威又有社会主义倾向，所以很容易使企业家和工人就范，而不像那些趾高气扬的军官，后者的作用堪与德国军官相比。

最重要的，法国的战时经济不完全依赖自身的资源。由于煤铁产地大都落入了敌占区，所以法国必须从英国进口大量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其他的重要原料短缺也可以从英国或美国买到，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后来先是英国（1915），后是美国（1917），都出现了订单泛滥的现象，故而订货不能按期交付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时就有了盟国内部协调军需生产的必要。企业的重组最终导致了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先由盟国间的联席会议商议确定，后交国际行政机构予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就是盟国海上运输理事会。

法国在燃料、原材料、甚至后来越来越多地在食品方面仰赖英美的进口造成了巨大的战争债务，这对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但在战争期间，法国从国外的大量进口使其能够集中资源致力于军需生产和前线的斗争。例如，法国在1915年已基本实现75毫米炮弹的自给，其最高日产量甚至达到20万发——是平时产量的20倍。其后来生产的新式武器——155毫米口径重炮、飞机、坦克等——也变得异常重要。法国的武器生产等于、甚至超过其他几个武器大国的生产能力之和，以至后来美国的远征军抵法时，根据约定，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由法国的兵工厂提供。在武器生产方面，法国超过了英国，更远胜于美国，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事业的兵工厂。

德国面对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其工业资源远胜于法国，及至1914年，德国男性劳力差不多有一半根本未受军事动员的影响，也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军事训练。37因此，在由现有人力及资源决定的绝对生产限度与日渐攀升的对炮弹的需求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缓冲，而这种需求在1914年10月政府武器库最初的库存渐趋枯竭之时便立即开始显现出来。结果，德国战争部的官员只得向民用经济伸手订货；而且在数月间，订货量持续上升，但却不像法国那样从一开始便只能临时拼凑并重新分配劳动力。

另一方面，德国在1914年以前便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战争的必需品。铜是从智利进口的，主要用来生产弹壳和电力设备；也许是出于巧合，用于生产火药和化肥的硝酸钾也是从智利进口的。战争一开始，英国皇家海军便封锁了德国的海岸，使后者的海外补给日趋困难。很显然，如果德国找不到可替代的弹壳生产原料、火药供应突然中断，则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现存的铜与硝酸钾储备。战争开始仅几天，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法定继承人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14年8月8日，拉特瑙和战争部长谈到这一问题，一周后便接受委任，全权监管铜与硝酸钾及其他军工必需的稀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由此诞生了战争部原材料特遣队，正是由此核心三年后生发出德国经济军事管理的一个全权机构。

拉特瑙确实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为实现重要原料的合理分配，他特别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事实上，这种专门的机构就是国家卡特尔（national cartel），或称国家企业联合体，它负责在用户之间分配所有稀缺资源。如同在法国一样，这种卡特尔由业界主管负责，在宏观政策方面接受战争部官员的指导。从此，英、德之间经济贸易战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不管在哪儿发现必需的原材料，德国人总试图把它买下来并通过中立公司和港口输送到德国，而英国则试图拦截并把所有与德国有贸易往来的公司都列入黑名单。渐渐地，英国的拦截网越收越紧，德国的海外进口则越来越少，几近于无。

不过英国的拦截作用在当时及后来都被严重夸大了。事实上，许多原料都可以找到替代品。例如，制造弹壳就可以用其他金属而不用铜；而当铜无法替代之时，通过合金及电镀等降低成色的办法也可制造为数不少的原料。此外，工业惯例上也可以做出无数调整，既节省原料又保证生产的持续进行。但火药制作中使用的硝酸钾却无可替代。虽然化学家们早就具备了从空气中提炼硝酸钾的技术，但由于造价昂贵，却从未应用到大规模生产之中。德国在1914年10月便用尽了库存的火药，但却能通过新建厂矿维持硝酸钾的供应和战争之需。要不是凭借这种自给的供应，战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由于英国的严密封锁从智利进口硝酸钾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之故，德国的战争部在最初交战的两年根据每月的火药供应对作战计划和战争规模进行了严格调控。1914年，每月最多能够生产1000吨火药，而要满足战场上随意发炮的需求则每月必须7000吨火药。1914年秋，战争部最初把火药产量定为每月3500吨，到了12月份，眼看速胜的希望破灭，遂又将每月的产量提高到4500吨。1915年2月，目标产量再次攀升到每月6000吨。火药生产的实际产量要低于这些目标，但也差不了多少，因为1915年7月的实际产量的确达到了6000吨。德国战争部及其军工企业完全有理由为这一成果而感到自豪，虽然这一产量还赶不上日渐上升的火药需求。

德国的工业生产同时还大致满足了军方对其他众多物品的需求。工业上一旦出现短缺，便通过客户的轻重缓急进行合理安排并同时寻找替代品。虽然不断要从民间招募新的士兵以补充前方兵力的损失，但此时人力资源还尚未到达使用的极限。糟糕的是食品不断发生短缺，为此于1916年5月成立了专门的食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民间人士充任，不负责军方的食品采购，但却从未制定出真正有效的食品供给体系。

只要前方的战事喜报不断，后方出现一点儿问题也算不了什么。虽然火药短缺，但在1915年整个战局却还是有利于德国一方。东部的胜利使俄国人不得靠近德国边界；德国还侵占了塞尔维亚，土耳其人也在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击退了敌人的水陆两栖进攻。与此同时，国内的火药产量逐步提高，使德军的炮火变得更加猛烈。

德军1916年的战略方针，是凭借其优势的重炮火力拿下凡尔登。1914年德军在马恩河受挫后上任的总参部部长埃里克.冯.弗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决心重创法军，在英国的援军进入阵地之前迫使法国的共和政府投降求和。但凡尔登战役从1915年2月持续到6月，却始终未能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双方的死伤还非常惨重。

这一失利，再加上其后遭受的两次打击，使德国人渐渐地失去了自信。英法联军在索姆河的大举反攻（1916年7-9月）表明英国在战争资源的投入上确实不遗余力了。而在东线的反攻中，俄军大胜奥地利军队，这一胜利还令罗马尼亚加入到盟军的一方。原本犹疑不定的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选择加入盟军，至少在罗马尼亚人看来，预示着战争将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为阻止这一结局的出现，显然德国国内需要更为强有力的军事动员。德国遂加大了战争的赌注，在战争动员上要赶上、甚至超过英法。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及军需总长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于1916年8月28日的上任则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但在详细讨论这一新阶段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英、美、俄在战争之初的反应。

与其他的参战国不同，英国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若不是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英国即使参战也不过只是小股部队的卷入罢了，如1914年最初参战的英军不过四个师。但公众不满足英国只发挥边缘作用；新上任的军事大臣基奇纳（Kitchener）勋爵在招募志愿者时便得到英国公众的热烈响应。整个管理工作乱作一团，主管当局如同例行公事一般，根本没有考虑到此次战争的规模。大量的订单投向私营武器生产商及伍尔维奇兵工厂，但与此同时，各个武器生产商还接受了法国、俄国的订单，以及来自海军的订单。结果一下子便超负荷了。交货变得异常迟缓，而公众舆论却心急如焚地号召人人参战，不论有否技术、从事何种行业、或兵民与否。大约有20%的军需工人苦于工作压力应征入伍，结果反倒延误了本来就严重短缺的枪支弹药补给生产。

毫不奇怪，时隔不久已经身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便遭受了弹药短缺之苦。以至于1915年5月，前线指挥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竟然向公众发出呼吁，要其上司的项上人头。这一丑闻曾经引发内阁危机，并促成军需部的成立，由劳埃德.乔治亲任部长。劳埃德·乔治立即着手动员，态度强硬地要求整个英国的工业资源为战争服务。他亲自制定生产指标，其数额大大超过战争部以往设定的指标，高到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程度。军需部工作的特点就是志愿加强迫。例如，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向军需部所了解到的每一个厂家发放问卷，清点其机器设备的情况，并主动申报能够生产何种军需品。同样本着志愿精神，工会组织同意暂停传统的劳动规则并保证不再组织罢工。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如同法国一样，各式各样的新机器旋即组成了为数众多的生产线，懂不懂技术的人开始从事此前只有熟练技术工人才能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规定，利润一律不准超过战前均值的20%，尖厉刺耳的战争宣传发出反对“偷懒儿”号召，被招募的志愿服务人员哪敢不从，“基奇纳的军需大军”（Kitchener army）1916年一度达到246.6万人。

劳埃德.乔治的军需部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官员，主要来自商业界和职业界。其松散的自由主义偏见和成见完全不同于法国军需部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技术权威的情调，与德国的军事企业管理模式相比更是大相径庭。不过其实际结果在各国却表现得大同小异。例如，英国的炮弹产量在第一年就提高了十多倍，基本上缓解了军需部成立之前弹药短缺的状况。1916年7月，志愿大军整装出发，把一门门威猛的大炮运抵索姆河战场，其火力令德军震撼、胆寒，遂不得不中止凡尔登的德法战役，转过头来对付英国人。但这却是英军在索姆河战役中惟一的一次成功。大量的伤亡，如同法国在战争之初的大量损伤一样，使战争的光环在英国公众的想象中渐渐退却；随着堑壕战永无休止的延长，英国内阁不再情愿向法国派遣军队，深恐会有更多的将士白白牺牲。

而此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因战争促发的大量需求而大赚其钱。原来由英法两国公司主导的出口市场现在却向美国人频频招手，尤其是拉美各国。美国因此在出口方面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在战争初期，美国对德国的出口几乎陷于零。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国际法对远距离的封锁不予认可，但美国还是不愿置英国的封锁措施于不顾。不管怎样，只要盟国从美国购买足够的产品，使其农场、工厂和采矿业能够饱和运转，美国便无僭越英国贸易规则的动力。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到盟国的军事补给供应之中。起先，英国尚有能力正常付款，虽然有时不得不向美方出售其在美的资本投资。后来现金用完了，美国的银行便采取向盟国赊账的方式继续维持其出口的繁荣。恰如美国的人民党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举措使纽约的银行家在1917年便把大量的资本赌注押在了盟军的最终胜利上，美国的经济资源也越来越多地跟英法的战争付出链在了一起。

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也同样对英法开放。事实上，由于这两国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都有着长久的帝国根基，所以很容易率先开发全球资源以济自己的战争之需。这也就是说其国内生产的计划和管理并不需完全持平，不足的部分完全可以从国外购买。拖延交货确实令人恼火，但在德国潜艇1917年危及盟军的生命线之前却还可以容忍。在此之前，国内实行的指令性经济与老式的海外市场动员，再加上美国银行的贷款支持，一切都运转自如。

德国也从邻国购买一些产品作为对国内资源的补充，比如瑞典、荷兰、瑞士等。德国的占领区如比利时、法国北部和俄国的波兰各省也被迫提供诸如食品、煤炭之类的战争必需品。但被占领土的人民不情愿与德国军方合作，而中立国对德的贸易输出亦因英国的海上封锁而非常有限。因此，德国主要依靠本土的资源，同时辅之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或保加利亚、土耳其及德占区所出产的资源。在这样一个区域里，由于陆路运输的费用高昂，德国从本土以外搞到的资源实在有限。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只能实施松散的行政管理，这一点也降低了德国的资源利用率。另外，德国没有大量的外汇能够助其从盟友及被占区人口那里购得食品和其他军需补给。相反，随着战争的继续，德国的霸权行为进一步加剧，渐渐失信于哈布斯堡王朝、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盟友，后者也慢慢地不愿再与德国人合作。

沉重的压力最终使德国的行政管理趋于崩溃。在没有大量外在辅助工具的情况下，要实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重要的统计数据——比如对未来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可靠预测——根本就没有，而即使有，德国军方也毫不在意，一有争执，总是这些人说了算。

随着战争压力的不断加剧，俄国国内的管理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要为沙皇庞大的军队提供食品和补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俄国统治者坚定地把扶助战争作为第一要务，所以在产量上可谓创造了奇迹，丝毫不亚于同期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俄国的产量甚至超过了哈布斯堡王朝历史记录上的最好水平，后者国内的民族冲突不断，在那里负责管理的“糊涂虫”（Schlamperei）只会因循守旧，稍有偏离便横加阻碍。

如同法、德一样，俄国人也是把军需合同的分配交给业界委员会办理。他们成功地把炮弹的月产量由1915年初的45万发提高到1916年9月的450万发；其他军需品的产量也有大致相当的增加。但与此同时，利润比生产增长的还要快，1916年便发生了通货膨胀的失控，表明战争驱动的国民经济业已超负荷。1916年1-12月，整个物价水平几乎翻了两番；工资收入严重滞后物价水平的上涨；最具灾难性的是，农民们不愿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消费品变得极为稀缺，几乎根本买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农村生活格局再次呈现。1917年发生了农业歉收，且其中只有15%的收成运抵市场，而1913年的相应比例还能达到25%。军方优先抢购了上市的粮食，而城镇则面临灾难性的饥荒。结果，1917年的工业产量锐减，军队的士气也骤然低落。当然前线军需品的短缺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无视军纪乱开火、炮兵与步兵缺乏协调而造成弹药的巨大浪费可能是俄军武库短缺更主要的原因，只不过当时的军方不愿承认罢了。

仅仅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俄国军队还能够取胜；1916年的加利西亚（Galician）攻势即是一例。但德军1914—1915年在东线一系列战役中的连续获胜表明，俄军光凭人数众多还是不足以抵御德国人的先进技术。但在1916年，当德军转向西线进攻凡尔登、在索姆河躲避盟军的炮击之时，俄国人又恢复了进攻。显然，若要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德军必须学会同时在两线作战。1916年8月，兴登堡升任德军主帅，他想做的正是两线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