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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点评:考古学相关的经典书籍

考古学泰斗宿白集套装共四册由三联出品!豆瓣平均9.5!新中国考古学泰斗、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和权威、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宿白先生的经典作品集!没有宿白,或许不会有一生扎根大漠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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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石窟寺研究》 豆瓣9.6

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中国石窟寺研究》这部书正是他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典范性研究。本书一共收录了二十三篇文章,主要是宿白先生从50年代起陆续写就发表的,内容包括对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的造像形象、窟龛形制、艺术风格进行的比较分析,进而确定各窟的开凿年代、发展变化、阶段特征等,用语科学谨慎。宿白先生的石窟寺研究不仅长于考古方法充分、科学利用,更善于把考古事实与文献材料、历史宗教结合在一起,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开创了历史考古学的研究道路,也充分体现出人文性和综合性。也正因如此,《中国石窟寺研究》虽然是以石窟寺为主要研究主体的,却能也在各个方面渗透出历史、文献、宗教、版本等方面的知识。

★《白沙宋墓》 豆瓣9.7

《白沙宋墓》是新中国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的成名之作。全面报道了1951年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抢救性发掘过程,详细介绍了这三座墓葬的墓室结构、墓中遗物及墓室装饰(壁画、建筑)情况。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利用大量历史文献、传世绘画以及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等材料,在书中做了大量说明性注释,澄清历史背景,比对同类器物,从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风俗等方面,多角度再现了宋代的日常生活图景。虽为一部考古报告,实可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书来阅读。宿白在《白沙宋墓》中严格区分报告主体和编写者的研究,确立了历史时期考古学报告的典范。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豆瓣9.6

中国古代印刷术始于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出现在8世纪中叶的唐玄宗代时代,唐后期到五代,以长安两京、长江流域为重心,雕印技艺广泛传布,雕版印刷手工业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北宋是雕版印刷急剧发展的时代。都城汴梁的国子监、印经院等官府刊印盛极一时。诸经正义、字书、史书、医方和较大卷帙的类书、文章总集和大批佛教书籍,都开始第一次镂板刊印。民间印造文字也迅速兴起,实用书籍和古今别集多有刊印。本书作者大量辑录《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著述,一一研究靖康之乱后海内外残存至今的稀见珍本北宋刊印书籍,对汴京官私雕版印刷的发展面貌作了通盘梳理。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本书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初版,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此次收入《宿白集》,订正讹误,更新图版,由三联书店再版刊行。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豆瓣9.4

宿白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是位开创范式、建立体系的大家。这本《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收入宿先生三十九篇文章,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代表作品,呈现了宿白先生对这一历史阶段考古充分而缜密的思考。全书通过古城沿革发展、墓葬形制变化、寺院遗迹布局等多个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典型考古素材进行了科学的整理——从“古今重叠型城市”长安与洛阳、到宣化辽墓中张家的兴衰史,再到西藏大昭寺的银瓶、青州龙兴寺的窖藏、山西永乐宫的壁画,乃至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虫厨子。宿白先生用一以贯之的考古实践与历史、文献互证的方法,为大量零散考古素材搭建了一个分类、分期明晰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观点,尤其是“城市考古”概念与方法的问世,影响并指导了大批之后的考古工作者。

作者介绍

宿白(1922-2018),字季庚,辽宁沈阳人。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他也是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北大考古专业创始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兼校学术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99年其当选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长至今。2016年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和创立的学术范式,至今难以超越,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必读经典。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石窟寺研究》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蕴含着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思考,体现了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切实结合的治学之道。

宿白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主要创办人。20世纪50年代,指导多届考古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主持创设完整的中国考古学课程体系。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

目录大全

总目录

中国石窟寺研究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出版说明

目录

前言

中国石窟寺考古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

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和云冈

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

南朝龛像遗迹初探

《莫高窟记》跋

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号窟札记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

建平公于义续考

《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

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

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

记西藏拉萨札拉鲁浦石窟寺

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

附录一 北魏石窟与禅

附录二 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变化

附录三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

图版

图版说明

图版目录

插图目录

索引

STUDIES ON THE CAVE TEMPLES OF CHINA

后记

白沙宋墓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出版说明

目录

插图目次

图版目次

绪言

第一号墓 [颍东第一一九号墓]

发掘经过

墓的构造

墓的装饰

人骨和随葬品

第二号墓 [颍东第一三一号墓]

发掘经过

墓的构造

墓的装饰

人骨和随葬品

第三号墓 [颍东第一三二号墓]

发掘经过

墓的构造

墓的装饰

人骨

与三墓有关的几个问题

三墓的年代、三墓的关系和墓主人的社会身份

三墓的室内构造和布置

图版

后记

附录 从许昌到白沙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HREE SUNG DYNASTY TOMBS EXCAVATED AT PAI-SHA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出版说明

目录

前言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附 后记八则

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

附 现存释典以外的北宋刊印书籍的考察

北宋的版画

附 读李铸晋《评罗越:中国10世纪所刻〈御制秘藏诠〉之木刻山水画》

南宋的雕版印刷

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限于四部目录书的著录

唐宋时期雕版印刷书影选辑

附录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

附录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选辑拟目

索引

后记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出版说明

目录

一 城址·墓葬及其他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

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

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

武威行

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

青州城考略

太原北齐娄叡墓参观记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札记

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

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

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

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

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

三记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

二 宗教遗迹

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

4至6世纪中国中原北方主要佛像造型的几次变化

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

隋代佛寺布局

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

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

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参观记

西部大开发中维修和保护新疆石窟寺遗迹应注意事项

有关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调查工作纪略

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

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

青州龙兴寺沿革

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

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阳修定寺塔事辑

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

记新剥出的蓟县观音阁壁画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

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

永乐宫调查日记——附永乐宫大事年表

附录

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

日本奈良法隆寺参观记

后记

精彩试读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一、雕版印刷的开始和唐后期的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开始于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以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唐以前;一说在唐代。关于唐以前的说法,20年代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1]和50年代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2]中的《印刷术起源》一章里,大体上已分辨明白,认为是不可靠的,这里就不详述了。唐代一说也还有分歧,张秀民主张开始于7世纪中期的贞观十年(636年)或稍迟。他是根据16世纪的著作——明邵经邦《弘简录》的记载,而《弘简录》的记载却未说明根据。明代人没有根据地说唐初的事,是不能轻易相信的。一般探讨雕版印刷起源的文章,大都从下面几条可靠的材料估计:

1.《册府元龟》卷一六〇:“(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据冯宿奏剑南两川及淮南道板印历日,最迟当开始于文宗太和九年;如玩味“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句,则印卖历日之始,似又在太和九年之前。

2.日本僧人《惠运律师书目录》中著录:“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印子即印本,惠运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归国,他所携归的印本《降三世十八会》的雕印时间,至迟也应在大中元年。

3.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泉)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范摅,咸通间人。纥干泉在大中元年迄三年时,任江西观察使[3],雕印数千本《刘弘传》的时期,应在847—849年间。

4.敦煌所出咸通二年(861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P. 2675)末书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写本系据李家印本转录者。因此可知,京中东市李家印本的时间,不会迟于懿宗咸通二年,可能在咸通二年之前。又P.2633写本《崔夫人要女文》末书:“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此上都李家疑即京中李家。

5.日本僧人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著录:“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宗叡于咸通六年十一月归国,西川这两种印本应早于咸通六年十一月。

6.敦煌所出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刊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书影选辑》图版1,以下径作图版×)。

7.司空图《一鸣集》卷九《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纸》:“今者以《日光旧疏》……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向达先生考证,司空图此文写在他第一次来洛阳期间,即懿宗咸通末迄僖宗乾符六年之间(873—879年)[5]。司空文章中说是因“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可见在他写此文之前,《日光旧疏》已有印本了。

以上这七条材料的绝对年代,从835年迄879年之间,即在9世纪中期。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到:

(一)当时地方官府和民间都已有雕版印刷了。

(二)印书的地点,除两京外,以长江流域为盛。从上游的剑南两川,到中游的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即今江西南昌),一直到下游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都出现了雕版印刷。

(三)雕印的种类很多,有历日、医书、字书,还有道传(《刘弘传》)和佛书。

(四)印刷的数量发展很快,江西印《刘弘传》多达数千本,西川可以雕印有三十卷之多的《玉篇》。

(五)印刷的质量可以现存咸通九年《金刚经》为例,字体清晰、整齐,卷前还附有布局复杂、刻印精美的《释迦给孤独园说法》版画,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高水平【图版1】。

从以上情况看,可以肯定印刷术不是开始于9世纪中期。9世纪中期它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路途。对这一大段路途应当作如何估计?在这里,不能不提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日本神护景云四年日本皇室雕印的《陀罗尼经》。该经雕、印都古拙、原始,应去雕版印刷开始时期不远。神护景云四年相当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即770年。当时日本的先进文明,特别是日本皇家所享有的文化,包括与佛教有关的文化,大都渊源于中土,雕印《陀罗尼经》当亦不例外。大历五年上距唐代盛世的开元天宝(713—755年)不远,开元天宝间是日本派遣遣唐使,汲取唐文明的最盛期。在这个时期以后不久,日本皇室开始雕印的颇为原始的印刷品——《陀罗尼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推测唐代早期雕版印刷的参考呢?如果可以这样间接推论,那么唐代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就有可能在唐玄宗时代[6]。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真正科学地论断,还要寄希望于以后的发现。

9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雕版印刷的材料,以宋人《爱日斋丛钞》卷一引《柳玭家训序》最为重要:“中和三年癸卯(883年)……阅书于(蜀)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漫染不可尽晓。”看来印书的种类日益增多,成都雕印的发展日盛一日。敦煌还出有两个刊有僖宗纪元的印本残历:一个是中和二年历(翟理斯编号8100),首行刻“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图版5】;另一个是丁酉(乾符四年,877年)历(翟. 8099),未记印地,但从刻风上看,估计也可能是成都的印本[7]【图版4】。此外,敦煌还出有十多卷据“西川印出本”(P. 2094)、“西川真印本”(S.5450)、“西川过家真印本”(北京图书馆有字9号,S.5446、5451、5534、5544、5669、5965、6726,P.2876、3398、3493)传抄的《金刚经》,抄写的时间从唐末昭宗天复二年(902年)(S.5965)到五代晋高祖天福八年(943年)(P.3493)。1944年,成都东门外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印本《陀罗尼咒》,上刊“成都府 成都县□龙池坊□□□□近(匠)卞家……印卖咒本……”一行[8]【图版7c】。另外,敦煌还出了一件佚失纪年的印本残历,但保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翟. 8101)[9],上都即长安,这应是晚唐长安东市刁家所印的历日【图版6】。“文革”期间,西安西郊晚唐墓中也发现了和上述印本《陀罗尼咒》同样的东西[10],大约也是当时长安的产品【图版7b、d】。

以上是我们现知可靠的有关早期雕版印刷记录和已知的唐代实物的全部[11]。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从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开头,在长安和成都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中,已专业化了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很快。就现存实物,我们知道当时长安东市有李家、刁家,成都有樊家、过家、卞家。樊、过两家开设的铺子,不知在成都何处,卞家则明记设在一般坊里,不在市内。和其他手工业行业一样,大城市里的市已限制不住它们,它们已分散开设到市以外的居住区——坊里去了。这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晚唐时期城市手工业、商业的新发展。

二、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

10世纪前半段的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但在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上却很重要。重要之点有以下四项:

(一)雕版印刷的地点,除了过去的老地点外,几乎遍及当时较为安定的地区,如南方的吴越、北方的青州[12],甚至偏僻的河西也不例外。敦煌出有后晋开运四年(947年)所雕的《观世音菩萨像》【图版8】(翟. 8089)、《毗沙门天王像》【图版9】(翟. 8093),还有天福十五年己酉(949—950年)雕板的《金刚经》【图版10】(P.4515,翟. 8084)。这些印刷品都是当时割据瓜沙的曹元忠所刻。敦煌所出前两例,还是单张的印刷品,后一例《金刚经》则已是一本册子形式的书籍,可见当时敦煌雕版印刷的发展迅速。1971年,安徽无为的一座砖塔下,发现显德三年(956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刊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13]。这种经,过去在浙江吴兴也曾发现过。从经前刊记知当时印造了八万四千卷。另外据张秀民统计,钱弘俶命灵隐寺僧人延寿在974年之前雕印其他佛教经像咒图有数字可考者,竟达六十八万二千卷[14],数量之巨,在雕版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很少见的。这更有力地证明了吴越地区雕版印刷的急剧发展。

(二)上述敦煌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的刊记中表明“弟子……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观世音菩萨像》后刊有“匠人雷延美”一行。同一人在刻《观世音菩萨像》之后的一二年内,又刻了《金刚经》,《金刚经》后面的刊记中雷延美出现了职衔,作“雕板押衙雷延美”。这三个刊记反映了:第一,当时河西地区有个体雕印工匠为官府所征雇;第二,由于官府雕版印刷的发展,有些工匠被官府录用,成为官府雕印手工业的管理者。这两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仅也会存在,其规模可能更大。从上述吴越国王钱弘俶大量雕印佛教图籍可以估计,那里征雇匠人的数字,当远远超过河西。在中原,《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四川私人雕印书籍也是如此。唐亡后的第二年(909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工开雕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毋昭裔于935年做了后蜀宰相之后,在成都雇工雕《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15]。953年,他又“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三年)。可见当时各地官府和官员私人雕印书籍都是依靠招募工匠。较大规模的雕印事业本身又培养了不少个体雕印手工业者。较多的个体雕印工匠的出现,无疑地便利了雕印技艺的传布。雕印手工业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些是不可忽视的新情况。

(三)开始雕印儒家经书[16]。晚唐以来雕印手工业虽然发展很快,但直到10世纪初期,经书还是以传统的手抄本为上。前引后唐长兴三年国子监开始刊印《九经》,儒家经书第一次出现了刊本。《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载的长兴三年二月敕文中还说:“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刻)本,不能更使杂本交错。”这就更巩固了国子监印本经书的标准地位。关于长兴三年刊印经书,《册府元龟》卷六〇八记载较详:“周田敏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广顺三年六月,敏献印板书(《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册)。奏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 ……先经奏定,而后雕刻……”[17]当时,不仅雕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还雕印了《论语》《孝经》《尔雅》,其后显德间(954—959年)还雕印了《经典释文》。由于后唐国子监雕印儒家经书的影响,953年,毋昭裔在四川也板印了《九经》。10世纪中期南北都在雕印经书,这样就彻底打破了文人蔑视印本书籍的传统。后唐以来国子监雕印经书,并规定以国子监印本经书为标准本,这样就出现了国家对雕印事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当然是雕印手工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后来为宋代所承袭。

(四)从《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所记长兴三年四月敕文中又知道:“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这是雕印书籍把书写和雕板这两个工序的人员明确分开的最早记录,而前此雕印实物字迹不甚规整,大约可以说明当时写、雕同出一人之手。这种分工,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质量,对确立印本书籍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一直为以后的公私雕印手工业者所遵循。关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选定能书人的问题,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曾辑录了不少记载,现重录赵明诚《金石录》和洪迈《容斋续笔》两项如下:《金石录》卷一〇著录:“《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棁撰,李鄂(鹗)正书,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八月。”卷三〇又记:“右《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记:“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953年)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959年)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19世纪中期,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等发现日本室町时代(相当于我国元迄明初)覆刻南宋国子监递翻五代监本(半叶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的《尔雅》,卷末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更有了实物证据[18]。五代国子监注意书写人,应是沿袭以前的石经制度。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与石经发生关系,即是从五代国子监雕印经书开始的。它不仅以石经本为底本,而且也接受了以前刊刻石经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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